摘要:官员的财产公开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羞答答,就像新娘的盖头一样总也揭不开。我想,揭不开的主要原因还是一个涉及贪官的罪与非罪问题。

官员的财产公开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羞答答,就像新娘的盖头一样总也揭不开。我想,揭不开的主要原因还是一个涉及贪官的罪与非罪问题。
如果谈罪与非罪,很多人会认为我在信口雌黄,明摆着的罪,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轻易洗掉?
其实我不想洗,其实我很无奈,其实我的理由也很牵强。因为,如果不大赦贪官,所涉及的一些权力者是不会轻易公开缴械的。在这里,我所说的“权力者”是指一些利益集团与政府一些部门的一把手或分管领导。因为一些普通公务员往往受制于权力,虽然对腐败也想跃跃欲试,但机会与涉及金额毕竟有限。
虽然他们的权力有限,但他们也是其中受益的一员,所以他们不会表示支持。即使他们从不违心角度赞成个人财产公开,但真正能够实施起来依然困难重重。因为真正推动官员财产走向个人公开的主要力量来自于这些实际的权力掌控者。
目前,我们对权力者的监管有限,仅靠一些正义感有良心的媒体蜻蜓点水似的监督,效果不大。而我们的司法系统由于其特殊性,其不独立性,导致依然漏洞百出,修修补补。
现在,你让他自查自纠,让他主动交代,交代后还要给予颜色,请问我们凭借的什么?这也是我悲观地认为需要大赦贪官的主要理由。
其次,这是我们的体制,我们历史的原因造就的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是由某个人所能左右的。就像我的父辈们,我以前共过事的一些领导,我承认他们的道德品格很高尚,但这也是在特定历史下所必须的。
在毛的时代,一次接一次地运动,与田斗、地斗、人斗的氛围,不这样做行吗?他们的道德品格高尚是建立在怕的基础上的,建立在物质条件不发达、欲望暂时缺失基础上的。实际上当时在涉及到子女的工作调动安排,涉及到布票、粮票、肉票上,他们还是可以利用特权为家庭谋取到一些利益的,只是在当时不明显不嚣张而已。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欲望的冲动越来越明显。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年我有一位要好的战友为了在部队学个驾驶技术,提着一条鱼跑到了汽车营营长家,陌生拜访,结果如愿以偿。我想,也许是我们的营长被他的诚心所打动了吧。
说起来好笑。你要提,就提两条鱼嘛,你要提就提条好点的鱼嘛,提着一条破白鲢鱼竟然也把事情办成了。就是说,我们从当年那种物质条件下的一条破鲢鱼,从用塑料绳捆扎着的两棒子高粱酒,从一篮子鸡蛋,已经发展为一个直接用金钱交易,甚至女性的身体,一个无孔不入的年代。
女性的身体,身体好啊,说值钱值万金,让你身不由己。说不值钱赤裸裸地看了恶心。这是我对她的评价。
谈了以上这些,其实我忘记了一条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不光要面对体制与历史造就的现实,承认我们的错误,勇于纠正错误寻求解决办法,我们还要知道不大赦贪官,同样伤害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知道许多背负着巨额不义之财的官员,他们的心理负担其实也很重。像落马的前贵阳市的市长助理樊中黔,那么多处房产,那么多存放现金的保险箱,一双皮鞋补了两三回还没舍得扔,难道他不累吗?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前局长晏大彬,把一箱箱用矿泉水纸箱装着的百元大钞,近千万的现金放在未装修新房的卫生间里。结果因为马桶漏水,漏到了楼下邻居处,邻居叫来了保安,从阳台爬进去,才发现到如此多的钞票。当时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惊呆了,保安被“假钞”惊呆了!难道这位局长活着不累吗?
之所以提到以上这两个事例,就是说他们也很累,让他们主动倒出来,给予他们一定的大赦条件,总比带到国外,交给那些整天算计我们的国民财富、富得流油的国家要强得多。请把这些财富归还给我们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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